本文采取一种描述的研究方法，将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典型的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与西方国家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美国进行比较法的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在问题意识、司法能动主体、司法权性质的理解以及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区别。

研究主题拓展方面的两条主线可以部分地反映跟风、盲从现象的存在。不少时候，这类研究只是介绍了一个主题而没有具体问题，相当于 背会了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前已提及，公法具有相较于私法更强的本地性。差别之因在于各国内部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相通之因则在于公民之于国家、私权利之于公权力的根本性、目的性在价值诉求上的相通。然而迄今为止，近代以来中国公法制度史、实践史、学术史的梳理主要只是法律史学者的工作，并未成为多数公法学者从事公法研究的知识基础。注重方法运用的严谨性，同时也是坚持理论的一贯性，恰恰正是学术与常识的重要区别之一。每个思考者都会自觉地从正在思考的那个时点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近十多年来，公法研究借鉴别国原理、制度的现象愈演愈烈。更注重主题的选择与替换，将方法仅仅视为主题讨论的权宜需要，随着主题轮换而轮换，这些现象表明，方法在我国公法研究中不具有学术上的独立地位。纯客观、完全超脱或中立的传媒仅仅是一种道德虚构，就主观状态而言，传媒监督的具体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法治的完善，莫若说是为了实现传媒自身的利益。

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更为主动地表达，参与新闻的报道、评论和传播的目标。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事件目前并未得到较好解决，而以后解决起来更为棘手，难度更大。不少网络媒体报道说副县长和警察叉腰阻救人，称在场的官员警察等人无一施救，甚至家属想去救人还被阻止，事后还威胁家属不许上访以及向媒体透露此事。[10]崔晓林：《燃烧的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调查》，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9月30日。

内容提要: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4．钟家人直接往身上倒汽油了吗？《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等报的记者引用几位证人的话说，罗志凤和叶忠诚有拿着汽油壶从头上倒下来的动作。

现代国家是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的人们在参与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安德森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有关政府的负面事件，往往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引起网民的关注和发声。这种制约不一定是权力的直接控制，而是体现在社会和公共领域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之中。在调研中，宜黄有官员向笔者表示，将来也不可能给钟家更多的补偿，因为过去的补偿方案是合法的。

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是不能随意‘制造的。但是，当代传媒的市场商业利益，打破了这种中立性的神话。[17]但是，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进行要求，现场有多少人，政府人员有没有救人，关键事实都出错，新闻照片没有来源，这些似乎都是难以原谅的问题，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如果问题最终真是这样解决的，宜黄拆迁事件也就没有多少法治标本的意义。

[52]在广州粤语事件中，就有境外势力收买的国内媒体人活跃其中，力图推动事件的扩大化、政治化。无疑，钟家起先有所撒谎，后来虽有媒体纠正，大部分媒体仍然选择性地接受先前的事实。

他们有时未能对某些话题或意见提供给受众适当的理解，有时又为自己的偏见所苦，有时不处理实质问题，反而倾向于断章取义、哗众取宠。拥有传媒权力，就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公共领域。

[8]即便如此，后来的网络媒体转载，仍然都说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参与救人，而纠正的报道却石沉大海。从笔者调研获悉的情况来看，目前宜黄政府官员并不想碰拆迁的事情，宜黄的发展和城市化因此受到阻滞。如果传媒不能提供共同经验，必将带来社会分裂。[26]记者把相隔几年的资料放在一起，轻而易举地下了一个结论：宜黄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政府冗员带来的财政压力，与宜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传媒监督的发展脉络是：传统媒体报道→网络转载→宜黄官方回应→网络讨论一传统媒体报道→微博直播引发网络热议→传统媒体跟进→网络讨论达到舆论高峰→事件解决→传统媒体和网络继续讨论。媒体却对此都视而不见。

政治利益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要利用传媒，就必须为解决公众所觉察的问题或对问题的查明和剖析做出令人信服的贡献。但是，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传媒，无疑与商业利益联系到了一起。

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传媒可能会迎合和利用社会公众的某些心理，把公众注意力引向其所希望的方向，从而实现传媒自身的利益。二是在规划的商业街中置换四块总计480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准许他们自建店面房并办好相关手续，房屋价值及装修费用等按市场价格另行补偿。

[47]参见[美]海伦·托马斯：《民主的看门狗？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夏蓓、蒂娜·舒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她并非故意自焚，而是不小心着火。[21]参见谭人玮：《江西抚州强拆致3人自焚现场警察拒绝救援》，载网易http: //news. 163. com/10/0912/03/6GBOR7U500011229html, 2011年4月24日访问。传媒监督权的客观中立在现实中受到种种制约，因此如何让传媒成为公共表达而不被扭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传媒可以自由地对国家政策、政府要员甚至总统进行批评、指责，传媒自由被看作是监督、制约政府的手段。只要能吸引眼球，就可以获得商业利益，因为眼球就是社会影响力，而社会影响力就意味着广告订单和收人。

[30]他们所处区域楼盘价格已达2500元每平方米左右，‘在恒昌买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毛坯都要35万元，而官方的评估却是以2008年的价格为标准，显然令他们不能信服。因此，在财政压力下，经济发展成了政府要务。

11月23日，县房管局将行政强制拆迁通告张贴在拆迁地点，要求钟家在2009年12月8日前将房屋搬迁完毕，但钟家拒绝搬走。传媒监督权的中立性仍然受到政治力量的制约。

[45]按照这种理解，传媒胜任看门狗的前提是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效忠于个人自主表达，其任务在于批判，尤其是批判掌握权力的政府。也许，这种理论确实使传媒摆脱了政府权力的垄断性控制，但政治力量远未从中消失。但是，传媒监督权的介入也可能带来偏差，导致危害法治的局面。但是，这往往是个案的胜利，是政府面对传媒压力的妥协，而不是传媒监督的制度性解决，其对法治的积极意义非常有限。

传统媒体以怎样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网络媒体如何转载及推荐，这些都会塑造出不同的民意，并推动事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传媒监督权介入所导致的纠纷解决方式，可能会产生偏差，偏离法治的轨道，直接影响到法治体系的正常运作，不利于法治的统一性与正当性的维护。

它们利用进行市场研究和舆论研究的‘观察机构，从事自己的职业性公关活动。征地拆迁补偿方案可能不公正，给失地农民的补偿过低，农民不接受。

当前中国很多享有盛名的媒体，都是通过揭露黑幕推动某一个案或事件而一夜爆红的，如银广夏案之于《财经》杂志、孙志刚事件之于《南方都市报》。个案中的关键问题几乎都被回避了： 1．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到底是否合理？根据宜黄县政府的通告，政府对钟家提出了两种安置方案：一是货币补偿，补偿钟家41.5万元，装修及安置补偿费另算。